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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呼吁每個公民都能正視自己的社會責任
{ 轉自經濟觀察報 作者啟越
不知2012年那個無辜的、年輕的男孩王浩之死能像孫志剛一樣改變點什么嗎?他能是醫患糾紛中的最后一個受害者嗎?統計顯示,惡性醫患沖突逐年上升,僅2011年全國就發生了10起砍殺醫務人員血案。我們的判斷是,如果醫患之間的信任不能重建,醫患流血將成為常態。
Ø 社會的“非常態”
這顯然是一連串“不正常”堆砌出的“常態”。通宵排隊掛號,一個感冒要花費上千元,低級醫療事故頻繁發生,醫療糾紛久拖不決,這些都是患者眼中的不正常。醫生呢,他們眼里同樣也有很多不正常:不亂開藥就不能養活自己;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看上百個病人;患者對任何處方都充滿質疑。這些不正常彼此交織,導致的結果是患者手持水果刀,醫生頭戴鋼盔身帶保鏢,“醫者父母心”變成了醫患之間的“仇心”。
殺醫行為無疑是極度惡劣的,除非法律正義的審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剝奪他人的生命。我們也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暴力恰恰就圍繞在我們周圍,都是以弱者反抗強者的姿態出現:小販的憤怒是因為被城管踢翻了攤位;被拆遷戶投擲燃燒瓶是因為被官員強拆了房屋;患者也是弱者,當他躺在手術臺上,被割錯了器官,他能不憤怒嗎?
Ø 探本追源
從理性的角度解釋當下的醫患何以如此對立并不困難。將任何一個醫患糾紛個案做一個整體性審視,都不難發現這其中都遵循同一個模式:患者用高昂的代價(包括物質和精神)得到了并不滿意的治療效果甚至是相反的結果,交換性價比之低足以讓患者心生怨氣,而醫生惟一的解釋是醫學不是萬能的,這并不是狡辯。但問題是患者的怨氣卻沒有適當的發泄渠道,最終衍變成了實際的砍殺行為。
我們也許可以用制度建設來解決部分問題,比如通過醫改破除以藥養醫的弊端,建立更多的醫院讓看病不再難,制訂更好的法規讓醫患糾紛順暢解決等等,但是同樣,制度不是萬能的,醫患糾紛乃至這個社會,缺少的是一種叫“責任”的東西。
哈耶克說:市場經濟最重要的道德基礎就是“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源于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后果負責的道德感。沒有基于道德感基礎之上的責任感,任何職業都將失去它的社會價值。要言之,完全喪失了責任感的人,已不能被視為文明社會的一員。由無數多個這種個人所組成的社會,其生存意蘊也將降低到一種非常可怕的程度。
Ø 誰是職業責任缺失后的受害者?
具體來說,醫生是不是可以因為收入低,而不顧自己的責任肆意為患者開藥甚至是過度治療?城管是不是可以因為自己的權力,降低底線毆打殘疾小販?還有官員是不是可以因為要城市建設,隨便拆掉別人的房屋?還有我們這個社會的每個人,是不是可以因為怕被誣陷,就丟棄自己的人性,對路邊等待救助的老人視而不見?
如果這種“責任感”消失,那就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信任消失,正如哈耶克所言,我們的社會將會非常可怕,食品是有毒的、醫院是不安全的、路上是危險的,整個社會進入一種“互害”模式,每個人都可能傷害別人,同時又被別人傷害。患者被醫生傷害,而醫生又有可能是被拆遷者,而患者也可能是出售“毒奶粉”的奸商。
所以,不要將“醫患之痛”完全歸罪于不完善的制度,當然壞的制度可能放大人性之惡,好的制度卻能讓人心向善。如果每個人都堅守自己的底線,盡力地控制人性之惡的泛濫,至少是“不作惡”,那么壞的制度勢必會被改造。否則,沒有底線的社會,痛的地方不僅僅是醫患之間,警察與民眾、城管與小販、官員與庶民等等關系都將成為痛點所在,整個社會將百病纏身。
文菲斯特結語:社會之大存在一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矛盾不斷擴大范圍,不斷深層次化發展,那其中一定會有深刻的社會性原因和問題,需要引起政府和相關機構重視了!而如果我們的基層民眾不斷反映的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那么恐怕有一天終會釀成大患!作為一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成員、一名管理工作者我們也大聲疾呼:希望我們的相關政府部門盡快有所作為,快點出手整治一下這些亂象,出臺相關的規則重樹社會風氣,爭取把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全部消滅,還我們國家一個和諧的民生環境吧!更多請關注:www.wfst-h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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