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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兩會,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說:“質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盡職業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眾多中國工匠,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
然而——
“一生能成為一‘匠’,這種浪漫到骨子里的情懷,的確讓人很著迷。但令我沮喪的是,我暫時做不到,我目前的生活不允許這樣,我的公司似乎也沒有這樣的環境。”一次工匠精神培訓的課堂上,一位不太“識趣”的學員這樣分享他的感受。
他的分享打破了培訓現場的熱鬧,他的反饋與明亮的燈光顯得那么格格不入。不過,他的分享觸動了我,也讓不少領導陷入了沉思。
泱泱大國,五千年的文明,我們是工匠精神的始祖。然而,工匠精神在我國近代竟然差點失傳,以致我們需要重拾工匠精神。當我們從國家層面全力倡導工匠精神時,發現落實到基層是困難重重。
“倡導工匠精神無非是領導強制下屬,老板洗腦員工,自己忍受痛苦”,有人這樣看待企業倡導工匠精神這件事。他們認為工匠精神有“強迫癥”、“苦行僧”的含義。有人甚至將工匠精神與工匠等同起來,認為提倡工匠精神便是鼓勵大家去做工匠。他們心目中的工匠是不討人喜歡的。
我曾讓學員們閉上雙眼,腦海想象匠人的形象。有人的描述是,“在一個殘垣破壁的老巷子中,身穿破褂子的人,一聲不吭地埋頭苦干,還有些悠然自得。”年輕人確實沒有興趣,一點也不向往這樣的場景。
他們會津津樂道于“網紅”,夢想自己一夜之間就紅遍大江南北。他們腦海里的想法是:如果能靠臉吃飯,誰還去打拼?這與我國現階段工匠的社會地位不高有很大關系,加上傳統工匠有很多不合時宜的做法,導致人們在認知上有偏差,造成工匠不像“網紅”那樣受人追捧。
我們對工匠以及工匠精神的理解,從精英階層到普通老百姓都缺乏客觀公正的認識——我們并不缺少工匠,缺少的是對工匠的尊重。我們的教育、文化、制度及社會現實,從某種意義上“殺死”了真正的工匠,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形成尊重工匠的文化氛圍——工匠精神缺失的“罪魁禍首”是工匠文化的缺失。
培育工匠文化,“生產”新工匠是倡導工匠精神的重中之重。坦率來說,這正是我要寫《咫尺匠心:新工匠是怎樣煉成的》初衷之一,它不同于一般只討論工匠精神內涵的書籍。
塑造工匠文化是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重要舉措,是我國企業實現永續經營,生產世界級產品的根本大計。自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文件中提到工匠精神,目前已火爆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關我提出的“新工匠精神”方面的話題也是汗牛充棟,不乏有知名專家學者妙語連珠。當然,這是好事。
可是,從近期為企業做工匠精神的培訓來看,不少企業仍停留在思想灌輸層面。有的企業純粹是因為工匠精神是當下的熱門話題,走過場,做做秀,喊喊口號而已。特別讓人不能茍同的是,將“工匠精神”印在營銷海報上,自稱產品為“匠品”,自詡懷揣“匠心”。這與“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做法并無區別,自欺欺人。
倘若如此,我們怎能實現李克強總理倡導的“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們如何能實現“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目標?企業如何能實現長盛不衰呢?顯然不能!
有人把“工匠精神”的缺失歸因于民族特性,但同為德意志民族,原民主德國的“工匠精神”就遠不如聯邦德國。浙江大學姚先國教授講述自己1986年第一次到當時東柏林考察時的情景:物資短缺,商品價格便宜但種類少,服務態度差,上飯館要排長隊。
買了幾本書想郵寄,在西柏林是很方便的事,在東柏林卻很麻煩,要跑商店買郵寄的箱子、帶子、膠水,自己包裝。剩下的包裝材料扔了可惜,帶著累贅。在聯邦德國隨時可以體會到的“工匠精神”,在東德卻難見蹤影。
姚先國教授還提到,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市是當年斯大林、丘吉爾、羅斯福簽署《波茨坦公告》的地方。然而,這里道路坑坑洼洼,樓房破舊不堪。最能說明“工匠精神”差異的是該市的大劇院。據說,兩德統一時,該劇院已經拆毀準備重修,地基已開始打樁了。
但統一后的新政府認為,新劇院至少要達到使用百年的高標準,原設計太差,要推倒重來。新方案要3年設計、5年建造,但老劇院已經拆了,居民8年內看不上戲,怎么行?市政府決定在新址旁搭一個臨時劇院,以滿足居民近8年的需要。結果是,臨時大劇院功能齊備,舒適耐用,并非“臨時”湊合。
我給德資企業博西華培訓時,學員都是中國人,但做事的態度與行為與一般的企業就是不一樣。例如,上課筆記工工整整,上課秩序井井有條,連布置的課后作業,都一絲不茍地呈現出來。這是什么力量導致的結果?制度的力量,文化的魅力!否則,不可能出現如此美麗的“景象”。
我參觀他們的生產車間,車間環境已無須多說,一個明顯的特征是,他們制度和標準特別多,而且很明確,有預警性。執行起來也很嚴格,誰違反就處罰誰,且非常及時,也沒有下不為例這樣的說法。
從以上的情景不難看出,管理制度與治理機制是決定“工匠精神”的重要因素。現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驅羅伯特·歐文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好的環境可以使人形成好的品行,壞的環境則使人形成壞的品行,即什么樣的環境造就什么樣的人。當然,沒有永遠的好人,也沒永遠的壞人,關鍵看有什么樣的制度環境。
把工匠精神上升到一個人的境界和格局,這固然是好事,可是沒有肥沃的工匠“土壤”,就不可能有工匠精神的“生根發芽”。
例如,有的企業做了工匠精神培訓,卻沒有推出相應的行動措施和工匠制度,自然沒什么效果。同時,我發現一個現象:越是小公司越喜歡做心態方面的培訓,越是大公司越崇尚做運營流程及制度建設方面的培訓。
不少企業在做工匠精神方面的培訓時,員工是聽聽感動,想想激動,回去卻一動不動。也有些企業將工匠理念張貼得隨處可見,甚至有“張燈結彩”之感,可一陣喧囂之后,大家的工作依然如故,并沒有什么起色。
建立不起工匠制度,就難有工匠習慣,就不可能有工匠精神的產生。所以,我們真正要做的是構建工匠制度,用制度養成工匠習慣,產生工匠精神,形成工匠文化。
工匠精神不會憑空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工匠精神呈現于產品和服務中,存在于人們的行為和用戶的口碑中。顯然,一味灌輸工匠精神的理念是遠遠不夠,得讓理念從“墻上”跳到現實工作中去,讓理念內化到全員的心里去。
所以,工匠精神不是短期可以形成的,而是通過長期的積累,內化為企業的一種文化。同時,它需要環境的滋養和組織整體能力的提升,從而沉淀深厚的工匠文化。
工匠精神不是口號,需在領導的倡導下,以執行文化為鋪墊,以制度為措施,集天時、地利與人和等因素,真正培植好工匠成長的肥沃土壤。它需要匠心領導者像園丁一樣松土、澆水、施肥、剪枝進行精心栽培,形成成熟的工匠文化,讓匠心成為一種普遍景象。這就必須通過政策引導、機制建設等多方面的協同,建立適合工匠生長的文化土壤,持續累進而成。
工匠精神不是從頭腦里“灌輸”進去,而是從心里“長”出來的;不是從上往下“壓”出來,而是從下面往上“高漲”起來的。如此,才能鑄造出更多的新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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