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管理智慧的“九陽神功”

    時間：2012-03-06

前言：

中國傳統文化，應當把它看作是一種思維方式和工具，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以不可以死搬教條，更不可拘泥于古文原典在當時所表達的語義和情境，企業管理者必須要能夠“借用”其觀點、思路、方法和概念，活學活用，服務于現代市場經濟。筆者的國學管理智慧大課堂就將“君主”引申為老板；將“治國”引申為經營企業、品牌管理；將“諸侯”引申為經營管理者；將“民心”引申為消費者心智；把“亡國”引申為破產、倒閉或失敗......

19世紀六七十年代，洋務派興辦的“強國”和“求富”企業，以及稍后秉持“實業救國”理念的民族資本發展，是商人和商業社會地位提升的開端。改革開放近30年來，創富則成了多數國人最為認可的人生追求。企業大量需求的管理、營銷、人力、法律等商務人才不斷升溫，而哲學、歷史等人文學科卻多呈門前冷落鞍馬稀之態。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有了一定累積，國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很大恢復，人們自然會從傳統文化資源中尋根。當前的國學與商道熱，可能有四個原因：受東方管理學派影響，有些人要自立門戶；管理學很重要，向西方學習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應該不斷創新；社會的需求以及利益驅動。

昨天還在向彼得·德魯克（PETERDRUCKER）以及約翰·科特（JOHNKOTTER）這樣的西方管理大師求取真經，今天，《論語》、《道德經》、《孫子兵法》等國學經典已經擺在了很多企業家的案頭。形形色色的總裁國學班更是身價不菲，學費動輒以萬計。從歷史的煙塵中走來的國學，似乎突然又煥發了青春的活力。

著名國學企管專家譚小芳女士表示，國學受到管理者追捧，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發掘傳統、古為今用，提升企業文化競爭力，避免惡性競爭的需要。二是西方管理理論的“水土不服”，使得中國的管理者轉而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管理思想。基于廣泛的社會需求以及巨額利益的驅動，大量機構提供國學方面的培訓或教育，聲稱要培養不僅擁有財富，而且具有一定文化修養和道德情操的“新儒商”，這也大大促進了國學的熱潮。

著名國學管理專家譚小芳老師表示，歷史真的很有意思，近一百年以來，國學——中國傳統文化遭到猛烈的沖擊，先是五四運動，后是文化大革命，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改革開放。在西方“綠色文明”面前，作為“黃色文明”的國學遭到批判。然而進入本世紀以來的短短幾年，一股“國學熱”正悄然興起。“乘飛機，聽國學”成為企業領導和成功人士的風尚。這難道是企業家在趕時髦?實則不是！這是需要！

培訓充電就好像補充營養的進餐，目前市場上推出的各種培訓就像各種大餐，怎樣才能吃得更好？那就需要對這些大餐有深入的了解。從培訓市場來看，隨著“國學熱”在我國的掀起，一時間，各種“總裁國學班”順勢而生。與此同時，進入中國十多年的MBA課程以及以西方管理學為基礎的高管人員進修課程也是蓬勃發展，擁有最多“粉絲”。此外，一兩天的短期大課也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國人常說，中餐注重營養，西餐講究吃法。“總裁國學班”更多宣揚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學習感悟企業文化與管理的戰略思維，就像高管培訓中的“中餐”；而以西方管理學為基礎的MBA/EMBA核心課程班或高管課程，更多側重于實際管理流程與技巧及經驗的傳播，頗具“西餐”的精髓。而目前不少企業在選擇中高層管理培訓時，仍存在盲目追隨熱點課程，急功近利，希望聽某某“大師”一兩天所謂管理課，吃管理培訓“快餐”的現象。

相對于國學重“道”，MBA/EMBA顯然重“術”，回顧MBA/EMBA之類管理培訓在中國紅火走過的十幾年，它切合了中國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下迫切需要向西方學習管理經驗的心理與現實。雖然現在關注度有所下降，但是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始終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實際上，一些跨國公司進入了中國市場，他們十分注意吸收中國文化，企業管理者對中國的國學充滿了濃厚的興趣。如果說國學告訴你的是企業發展的方向，那么來自西方的管理培訓告訴你的是要走這個方向必須具有的技能與經驗。

經濟全球化在給企業提供機會的同時，也給企業管理者提出一些難題。國學重“道”，側重提升道德和管理智慧；西方管理重“術”，側重于管理技能與經驗。光有“道”會陷于空談，光有“術”會陷于瑣碎，“道”“術”的結合成為一些企業管理者學習和充電的最佳選擇。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企業管理者即使在學了MBA或EMBA之后，依然會再參加“國學班”，既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和道德情操，也希望在企業建立一種和諧文化。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作為現代商業社會的后發力量，是奉西方企業為師、以西方企業管理理論為教科書的。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公司治理中存在一些問題，國內商界在反思西方公司治理不足的同時，也力圖求助于傳統文化，嘗試從東方傳統智慧中求解現代企業管理之道，中國式管理、國學與管理的關系再度成為管理學者和企業家們思索的命題。

所謂的國學管理，其實是根據中國企業的特點，對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的補充。西方管理方法制度嚴密，負責的是科學的那一部分，而中國國學講究人情，則負擔著管理中藝術的那一部分，即如何讓管理更順暢地進行，更適合中國人的心理特點。在《世界經理人》所進行的調查中，有80.6%的被調查者認為，在企業管理上，國學與西學應該兼收并蓄。另有30.2%的被調查者認為國學管理只適合務虛，務實層面還是要靠西方管理。

國學熱的出現是一件好事，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對自身精神追求的一種向往。人們希望通過在傳統國學中追求一種精神的安慰，具體就是期望對于世界觀、人倫關系、性格志向以及人際關系處理等方面，能夠提供一種文化的力量。”中華道統文化的流傳歷經千年洗禮，其間包含了諸多博大精深的管理哲學。在筆者看來，國學絕不是純理論形態的單一倫理道德，而有著豐富的內容，包括每個人的世界觀，做人做事、對待家人的準則，以及生活哲學等。

在與企業家的交流中，我曾經多次問過他們：你們學了MBA，學了大量的西方管理學知識，為什么還要來學國學?他們總是回答：國學跟西方管理學不同，國學里面有很好的東西。這樣說很對。國學與西學，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國管理和西方管理，就好比是一個人的左右腦、一個人的兩條腿。西學是左腦，我們企業家往往左腦太發達了，右腦還沒有開發。左腦管的是右腿，也就是右腿太粗了，左腿太細了，走路就不穩！學了國學，左右腦都發達了，兩條腿都粗了，走路就穩了，便能走很遠的路。

著名國學企管專家譚小芳女士了解到，習近平同志于2009年5月13日在中央黨校發表了題為《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演說中指出：“領導干部多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經常接受優秀傳統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質，增強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和把握能力，正確處理義與利、己與他、權與民、物質享受與精神享受等重要關系。通過研讀優秀傳統文化書籍，吸收前人在修身處事、治國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經驗，養浩然之氣，塑高尚人格，不斷提高人文素質和精神境界”。

“國學”是個寬泛的名詞，但是不論你如何分類，都會把儒家與道家列為重點。儒家的代表是孔子與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與莊子了。這四位古人最主要的身份是哲學家。哲學家的文章有三點特色，就是：澄清概念、設定判準、建構系統。譬如，孔子一再回答學生問“仁”，孟子多次說明“心之四端”，老子對“道”加以描述，莊子由各種角度形容“游”與“化”，這些概念都是他們各自的心得，用以掌握生命的真實本質……譚老師強調：國學對現代人的意義，不就是要歸結為“價值觀”的塑造與補強嗎？簡單說來，學習儒家與道家之后，如果在言行上沒有任何改變，那就不能算是學過了。

時下，企業的培訓中，國學大行其道，但我建議企業還是先有鑒別力再參加學國學培訓。否則，以農業社會的思想來管理現代工業企業。那么我們企業也可能重蹈“北洋艦隊”的覆覆轍的。不過，就現實而言，我相信這種擔心是忌人憂天了。多年來的國學管理培訓經歷，筆者感嘆——目前中小民營企業家的隊伍很龐大，但他們究竟需要什么，在想什么，在困惑什么，這應該是培訓學院、專家講師要想到的事。比如，對于學習“國學”的積極意義，并非所有的企業家都很認同。我就了解到一些企業家學員表示，企業家充電是很好的，但關鍵還是要務實，接受企業生存“技能”方面的培訓還是比較實用的。

幾日前，還有位總裁班的學員問我：譚老師，究竟什么是國學？什么是國學管理？我笑答曰：眾所周知，當今胡、溫新政有些儒化，政府和諧治理講究中道。國學不是書齋里的學問，應當身體力行，所以才不應當僅僅是哲學，思想。國學是四書五經，是二十四史，是唐詩宋詞，是紅樓夢和三國，是老莊，是禪機，是數不盡的古代文獻，當然也是貫穿在其中的精神。

國學，指以釋道儒三家學問為主干、文學藝術戲劇音樂武術菜肴民俗婚喪禮儀等等為枝葉的傳統中國文化體系。整個二十世紀，是國學的空前（但愿不是“絕后”）災難時期，因西方工商業文明的入侵，加上國內知識界人士的全盤西化努力（配合著“打倒孔家店之類”的口號），還有反右、文革的再摧殘，使國學已趨于衰亡。在西方文化的極端瘋狂發展已使人類吃盡老天報應之苦頭的今天，全人類精神痛苦劇烈、人為災難深重，在這種前提下，重振東方文化、使之產生挽救人類、避免整體滅亡的重要作用，這已成國內外有識之士的強烈要求。

國學乃智慧之源泉，一朝掬飲，終身受用。承載先賢之智，傳承國學實為神圣之使命。得大師親傳，問道天下，可感悟國學之博大精深，可感知至廣大而盡精微的萬物妙道，可體悟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為人之道，可實踐經世致用的濟事之道，可修為兼濟天下之大德，更可練達成就事業之博大胸懷。著名企管專家譚小芳女士十余載求學問道，發源于北大百年學府之深厚底蘊，蓬勃于千年文明之智識，以“融通百家心性，傳承國學”為宗旨，匯聚四海之友，結緣五方之士，遍天下桃李萬人，成當代國學之塾之最也。

國學的精髓就在于太極、兩儀、四象、五行、八卦、無極，它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個大系統，它強調的是變化和變化的規律；而管理實際上正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國學在企業中的運用有三個方面：第一是心智教化，即對管理者和員工的教化。管理的實質其實不是管別人，而是管自己；管自己實際上是管心，只有修己，才能安人；人心正了，人心齊了，企業就管好了。第二是指導具體操作環節。管理的環節包括生產、營銷、人力資源、研發、財務、物資，每一個環節都可以用國學的思維來管理，比如人力資源管理，可以用“五行人格”、“八卦人格”為標準來識人、用人。第三是幫助預測和決策。大量的實踐證明，企業的決策是不能單純以數據分析為依據的，“哪怕是國外著名的咨詢公司所做出的分析數據，也不可能完全照用”。決策當然需要一些數據基礎，但是最重要的是決策那一瞬間的判斷，這一瞬間的判斷包括企業家的直覺和靈感。直覺和靈感不是憑空產生的，只有靠不斷的修行、掌握國學功夫。國學修行能夠觸發智慧的“引爆點”，激發人的潛能，有助于在關鍵時刻形成正確的決斷。

國學雖然依托中國千年歷史而生，但最早被用于企業管理，卻是在國土之外。有人曾對日本的發展進行過研究，并認為其管理現代化成功的秘訣就在于在對東方文化的應用。這種東方文化來源于中國的儒家思想。被譽為“經營之神”的著名日本企業家松下幸之助，其管理哲學就來源于中國的《易經》，他把“生生之謂易”的哲理運用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得松下電器在世界最大工業公司中排名迅速上升。同在儒家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也深受中國國學的影響和熏陶。

據我所知，當前在中國，推崇國學的企業家不在少數：張瑞敏曾稱自己有三位老師―老子、孫子以及孔子；皇明集團的掌舵者黃鳴在網上開了3個博客和2個專欄，在全國各地的媒體面前亮相，四處宣講傳播孔子和《論語》；匯通匯利董事長胡小林在企業中落實推廣《弟子規》，按照《弟子規》來管理經營企業；方太廚具的創始人之一茅忠群對各派思想兼收并蓄，并將其形成一系列制度……國內企業界的“國學熱”像是擦亮了一顆蒙塵多年的明珠，但是如何借助這顆明珠的光亮為企業管理錦上添花，如何避免認識以及應用上的誤區，則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很多企業高管在接觸到國學管理后非常感慨，蒙牛集團老總牛根生在聽了國學關于“無極”、“歸零”的思想后，深有感觸地說：“實際上我是從‘無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企業家）。再從‘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就是‘歸零。”之后，牛根生捐出他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成立“老牛基金會”，用于獎勵為企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員工。可以想象，在企業家這樣的心胸之下，企業員工的創造力將受到多大的激發，而企業的發展則必然有著無限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牛根生的“歸零”是自愿的“失”，他由此得到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和責任，實現了不戰而勝，無為而治。具體說來，譚小芳老師認為，國學管理智慧主要有如下九點啟發，簡稱為國學管理智慧的“九陽神功”——

1、國學與企業誠信

“誠信”，就是誠實守信。許慎的《說文解字》說：“誠，信也。”又說：“信，誠也。”二者的意思完全一樣。在中國古代，最早將“誠”與“信”連用的是春秋時代齊國名相管仲。他提出：“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管子·形勢解》)；“賢者誠信以仁之”(《管子·勢》)；明確提出：“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子·樞言》)。認為誠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人團結一致的精神基礎。

筆者記得臺灣地區的領導人馬英九講過一句話，“人笨拙點可以慢慢教育、但是人品有問題就是誠信的問題”由此而見，政治家將人品視為自己的政治生命，同樣也要求我們企業界的朋友在管理進程中，要慢慢去樹立自己的職業道德、樹立自己的人格魅力、樹立自己的行業價值觀。企業的經營智慧，不是小花招，而是大胸懷。足球假摔本身沒有什么了不起，凡是觀看的都一清二楚，裁判也會掏牌，如果太過分，直接紅牌罰下場。樓市、房價可以不降，但別愚弄老百姓，也玩假摔這一套。要漲就漲，要降就降，光明磊落，在市場面前沒有什么可裝的。

人們為何拋棄誠信，為人處理誠信始，商誠則興，商奸則衰，治國理政以誠信為本，人類發展史的重要課題，誠信歸來，路在何方，誰來拯求誠信危機？筆者與您分享一個《論語》里面的經典故事：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一個國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穩，需要哪幾個條件了。孔子回答，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貢說：老師，三條太多了，如果不得已必須去掉一條，你去掉什么？孔子說：去兵。子貢說：老師，如果還要去掉一個，你去掉哪一條？孔子說：去食。因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是孔子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的經典論述，社會、家庭無不如此，而應用到企業之上，更有異曲同工之妙。

2000多年前，孟子就說過“得民心者得天下”。企業家的經營智慧在于，是市場逼著你降價，而后被老百姓唾棄，還是主動讓利老百姓，贏得市場的民心？地產老總們，你們必須做出決策。毛主席用一生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深情的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當絕大多數的房地產企業背離人民愿望的時候，有沒有企業家敢于站出來，創建老百姓買得起的房子呢？樓市假摔，摔得是企業家的良知，市場憤怒了，必將掏紅牌。

人無誠信不立，家無誠信不和，業無誠信不興，國無誠信不寧。晉商縱橫世界商業500年，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商幫，靠得是“誠信”經營理念。晉商首先講的是做人，而后才是做商。商人如果沒有道德，制度沒有任何用處。晉商豐德票號遭受國外勢力壓迫頻臨破產時，為給儲戶兌現，大義凜然，把積攢了13代的財富拿出來，真正震撼、感動了中國人。

企業管理哲學是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成功的基礎,企業管理哲學是指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一切活動中要遵紀守法、誠實守信、并以此贏得消費者的信任，是企業確立價值觀必須納入的內容。當前中國企業一個突出問題便是誠信缺失。企業“誠信”缺失危害很大，甚至是許多中國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因為誠信缺失，致使企業品牌一夜倒塌。作為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三鹿和如今的雙匯就是最好的明證。

偉大的商業游戲需要偉大的誠信，偉大的誠信造就偉大的商業和商人。做人和經商的最高理念、最高規則、最高能力和最高境界是堅持誠信，是至誠至信。做大做強企業的成功法則和制勝之道，也是如此。企業管理哲學、企業信用、企業形象是企業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企業都把提升企業管理哲學、企業信用、企業形象視為擴大企業財富、增值無形資產的投資行為。實踐證明：企業信用、企業形象工程是促進企業經濟增長和精神文明的有效手段。

誠信倫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也是企業的道德基礎。在企業價值觀的塑造中，“誠”是企業聚心之魂，“信”是企業立足之本，誠信理念是中國化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之一。也是企業生存的根本。我國古有“無信不立”之說，《論語》中孔子說：“人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誠信是企業道德經營的必備要義。儒家常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的先決條件就是誠信。

可以說，一個人的人品如何直接決定了這個人對于社會的價值。而在與人品相關的各種因素之中，誠信又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微軟公司在用人時非常強調誠信，我們只雇傭那些最值得信賴的人。去年，當微軟列出對員工期望的“核心價值觀”時，誠信(honestyandintegrity)被列為一位。甚至可以說，誠信是大多數企業對員工最基本的要求。一些企業根本不會去雇用沒有誠信的人。如果一個員工發生了嚴重誠信的問題，他會被立刻解雇。

2、國學與知人善任

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唯有知人，才能明智用人。《老子》第三十三章中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重要，但知人要在“自知者明”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知人者智”。要自知，必須“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第七十二章），即有自知之明，無固執之弊；有自愛之心，無居功之傲。只有這樣的人，才堪稱伯樂，才能完成識人的重任；不去標榜那些爭名奪利的“賢者”，免得助長人們爭奪功名的惡習。知人要按照這樣的觀點，才能使真正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在關于什么是人才的問題上，老子提出了“善救人”的觀點。“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第二十七章），這就是說，一個好的領導者，善于發現被用者的長處和優點，這樣世上就沒有遭遺棄的廢人。

譚老師認為，這是一個極具價值的觀點。首先，它告訴我們，人才的外延極為寬泛；其次，它揭示了“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的道理，用人應該用其所長，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責備；第三，它告訴領導者，世上無不可用之人，只有未被發現的人才和不會用人的人。

3、國學與人本管理

儒學作為古代的治國理論與西方的現代管理顯然是不同的，他們各自有自己的立論、宗旨、方法和目標，但是作為管理的理論，也有許多共通的原則和規律。“以人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它始終關注的是人，重視人的現實價值、現實的生活狀況和心靈的慰藉，進而關注社會是否和諧。西方現代管理學研究的重心，是如何調動和激勵職工的積極性、認識人類行為的內驅力，從而為資產所有者贏得更大的利潤。

譚小芳老師認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大量引進了西方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在一些企業中運用行為學理論。把“物質刺激”當作唯一的激勵手段，獎金掛帥，金錢掛帥，忽視思想教育，忽視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使人的物質欲望無限膨脹，導致人的行為非道德化，陷入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個人主義深淵，破壞了個人心理的平衡，從而危害著團體和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從管理學的角度看，管理者、被管理人員的思想道德素質的高低是調動其積極性，提高管理效益的關鍵。

4、國學與員工道德

《弟子規》是儒家的一本經典讀物，最近不少企業在學習，我也接觸過很多老板，他們都希望能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與宣講，引導員工形成“忠誠、敬業”的道德品質。但正如我跟很多企業老板說的一樣，企業老板自己是否也在學，自己是否在親自講，企業的經營管理是否真的按照《弟子規》的要求在做？

當這些問題問下去后，很多老板都回答，“沒時間，做不到”。那我就很懷疑我們的很多企業，在推行這種道德教育的初衷，讓員工都成為“知書達理的好員工”，當然可以便于管理，但如果不是老板和領導親自帶頭學習、以身作則，我認為企業很難真正地樹立道德準則。

所以，譚老師建議我們的企業家與企業員工都應該讀讀《弟子規》。《弟子規》1080個字，本是童蒙養正寶典，看似一本不顯眼的小書，實際上里面蘊含著做人做事做學問的大智慧。管理最難的是人心。盡管尋求專業團隊支撐是一種途徑，但內部培訓才是發展的真正造血機制。

在工作實踐中，譚老師發現，《論語》、《弟子規》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在人的修身處方面體現得更為精妙。“芳華于內，恭必于外，致和于中，謂之華必和，包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弟子規》這本典籍中強調“孝悌”、“忠誠”，不夸張地說，譚老師也帶動了一批企業家尋找這樣的方式緩解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的矛盾。

5、國學與低調領導力

通俗地講——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穩定。《老子》書中很多地方談到這一點，強調要自覺置身于柔弱的地位，處事要低調，辦事要節儉。柔弱勝剛強。第六十六章講，“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可以說，世界上的事物都包含一點，能量越小，守弱，事物越穩定。材料是如此，世界上天然材料的結構中，特別是生物體的材料結構，都是最節省的。最典型的是蜜蜂窩，六角形，是最省材料的結構。信息也是如此，在自然界，信息的儲存與傳遞，消耗最少的能量與材料，得到最大的信息量。

在企業界來說，低調就很有必要。美國學者小約瑟夫.巴達拉克的新著《沉靜領導》，在2003年初登陸中國企業界。它在國外被命名為“第五級經理人”，而國內則把它命名為“沉靜領導”。從上世紀80年代的艾科卡到90年代的韋爾奇，人們堅信：外向、張揚是優秀企業家的必備特征；而同樣從80年代的比爾?蓋茨到90年代的郭士納，人們更加堅信：冒險、傳奇才應該是優秀創業家的必備經歷。誰能真正成功？是那些不為人所知的“沉靜領導”，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內向、低調、堅韌、平和，甚至動機混雜。歸納起來，沉靜領導具有3大品格特征：低調、克制、謙虛和執著。低調、沉靜的領導之道，與我們傳統的東方處事哲學很相近，令國內企業管理者所思：這是不是管理思想的返璞歸真。

低調——不是簡單的領導方法或模式，而是一種領導風格。絕大多數的艱巨問題，往往是那些不引人注目、遠離鎂光燈的人，通過他們謹慎小心、深思熟慮、小而踏實的行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從2003年中國諸多企業CEO們的做事風格和對著名企業的觀察來看，企業比以前更理性，更“沉寂”了。張瑞敏、倪潤峰們在各大傳媒上主動的露面越來越少，而企業練內功的勢頭越來越猛。

這方面，華為老總任正非是典型的案例。他以不接受媒體采訪、不上電視而著稱，在當今的企業家中可謂異類。我得知有次《南風窗》雜志曾經從華為內刊上轉載過一篇任正非的文章，雖然讀者反響很好，但任正非并不高興，而是要求公司法律事務部跟《南風窗》交涉，并批示退回了雜志社寄去的稿費。我們發現——張瑞敏、倪潤峰們在各大傳媒上主動的露面越來越少，而企業練內功的勢頭越來越猛。這難道只是巧合？

在筆者看來，低調做人既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風度，一種修養，一種品格，一種智慧，一種謀略，一種胸襟。低調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態來看待世間的一切。低調做人，更容易被人接受。一個人應該和周圍的環境相適應，適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人浮于眾，眾必毀之。甚至可以說——低調做人是一個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碼的前提。

6、國學與制度規范

“經濟發達國家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歐洲有歐洲的管理模式，美國有美國的管理模式，日本有日本的管理模式，中國在若干年后要成為發達國家，一定也要有自己的管理模式，我覺得儒學完全可以與實踐管理相結合，中學明道，西學優術，且要中西合璧。也即是前面的標題——以禮治企”。

孔子將古人祭祀禮儀中的“禮”從宗教范疇推廣成為人文世界的行為規范。“禮”不僅是等級社會的外在形式，而且與人的內在理性結合在一起，使“禮”的實踐成為人的內發行為，達到自我控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茅忠群在感性的“仁愛”基礎之上，推行理性的“禮”，即為管理的規范與制度。

譚小芳老師認為，儒學作為中國古代最有影響力的學派，在思想上形成了“仁”與“禮”的一種張力結構，運用到國家政治實踐中，成為指導性的原則，曾取得卓越的管理成效，深受儒學影響的國人，從思想上具備認同的基礎，筆者強調說可以治理國家的思想，肯定是可以管理企業的。

7、國學與領導放權

《老子》第十七章中有這樣的話：“太上，不知有之”。意思是說，最好的領導者，因為善于調動屬下的積極性，常常使人感不到他的存在。美國哈林·克里夫蘭著的《未來的行政首腦》一書的中文扉頁上，寫著《老子》第十七章中的話：“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克里夫蘭把這句話解釋為：好的領導者說話不多，當屬下把工作任務完成時，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我自己干的”。這里向我們揭示的是領導者集權與分權的辯證法。領導者要善于集權，這主要表現為重大問題的決策，必須善于當機立斷，不為紛紜的議論所干擾；領導者又必須善于分權，對于決策的執行過程，領導人沒有必要頻頻過問，要給屬下充分的自由度，讓他們盡情地施展才能，以保持他們高漲的工作積極性。

譚老師了解到，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創始人、經理威廉．杜蘭特在創業成功后，轉而用帶有強烈個人專權色彩的辦法治理公司，又使公司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斯隆接管了這家公司之后，一反杜蘭特的做法，實行分權制，把公司的一部分權力分授給下屬，但把有些大權仍攬在自己手里，通過協調做到了集權與分權的和諧，使通用汽車公司又興盛起來。

8、仁愛思想

孔子對“仁”的標準要求很高，一個人很難兼具以上五點，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更是難以做到全善，但是，作為一個企業領導者，我們只要向著這五個方面去努力，就一定會對自己的管理、營銷工作，甚至是生活、處事有莫大的助益。筆者對20幾位全球知名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做過研究比較，發現他們每個人身上至少擁有“仁者五行”中的兩點特質。其實，兩千多年前的智慧，完全可以啟迪今天的我們走向成功。傳統文化里講愛講得最好的是儒家，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愛。孔子的貢獻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仁”這個概念，仁愛是儒家給中華文化留下的寶貴思想遺產。儒家的“仁”包括三個內容：親親之愛，忠恕之道，惻隱之心。

什么叫親親之愛？第一個“親”是動詞親愛，第二個“親”是名詞親人，親親之愛就是愛自己的親人。子女愛父母叫孝，愛兄弟姐妹叫悌，父母愛子女叫慈，這是對等相愛。然后順序延伸，往上父母的父母也要愛，一直愛上去愛到老祖宗炎黃；往下延伸愛到子子孫孫。然后橫向，同樣對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當于兄弟姐妹的鄉親、同學、少數民族和外國人也要愛，結果是什么？讓全世界充滿愛。

第二個內容叫忠恕之道。忠者，心無二心，待人忠心。恕者，推己及人，如人之心。忠是孔子從積極方面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飛黃騰達，也盡力幫別人飛黃騰達，這是一種做人做事的高標準。恕是從消極的方面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受的罪也不讓別人受，這是做人的底線。

高調和底線哪個更重要？底線，只要大家守住，社會就和諧多了。所以不要再唱高調了，唱高調多數人做不到，結果必定是偽善。守住底線倒很容易，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經刻在聯合國大廈。2003年開了一個世界宗教大會，各教派領袖達成兩點共識，第一，把人當人，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思想成為全人類共識，這難道不是人類共同價值嗎？

第三個內容叫惻隱之心，不忍心看見一個人甚至一個動物受到無辜的傷害，是同情之心，這也是做人的底線，但不幸的是，現在很多人都突破了這個底線。親親之愛，忠恕之道，惻隱之心構成了儒家仁愛思想的全部，我認為這些完全可以繼承，它符合共同人性和人類的共同價值。

9、國學與品牌經營

孔子講：“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子罕篇第九》)可以在一起學習的人，未必能一起學到“道”；能夠學到“道”的人，未必能一起堅守“道”；能夠一起堅守“道”的人，未必能夠一起通達權變。古詩說：“唐棣樹開花，搖擺著先開后合，難道我不思念你嗎？只是住處相隔太遙遠了。”這是沒有真正的想念啊，如果真的想念，那還有什么遙遠不遙遠的呢？

在此，孔夫子闡述了學習“道”的六個層次：一是要學習“道”；二是要把“道”真正的學到手；三是要能堅守“道”；四是要能靈活的運用“道”，并且要能夠隨機應變；五是要心里常想著“道”，使“道”深入人心，因為“道”并不遙遠，它就在每個人的心里；六是要學以致用“道”，而不是將“道”只停留在口頭上。因此，只要我們遵循“簡易、變易和不易”的《易經》文化精神，才能夠將其發揚光大，只有堅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第九》)的態度，即不憑空猜測臆想，不絕對肯定，不固執拘泥，不自以為是，才能夠將傳統文化活學活用到現代品牌創建中來，才能夠將國學真正用于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并領先于世界的品牌經營理論與方法。

總之，“國學+管理”確實是一件雙贏的事。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管理隨之也要上一個新的檔次。企業家不光在技術層面上要有所成長，在精神層面上也需要提升，這種精神層面更多是一種判斷力與意志力等人文素養。限于篇幅，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里，希望各位在管理實踐中學好國學，用好國學，活學活用。